雕塑：长征中的女兵

长征烽火
蓝色的小溪流向延河
抗战时候的夜晚，照亮“陪都”重庆的是万家灯火，照亮延安的则是一盏盏如豆的油灯。那时候的重庆悲壮、凝重、紧张，也不乏别一种繁华。白天，充满慷慨出征、激昂演说、督办军国要事的战时气氛。入夜，却也有些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光色。许多可疑的掮客商贾像老鼠钻出地洞，出现在豪馆华堂或达官贵人的秘密会所。倒卖军火粮油的，甩卖美援物资的，克扣前线补给的，发各种国难财的，一笔笔“五子登科”的权钱交易就这样谈成了。
而这时，孤悬大西北的延安贫瘠空阔，黄沙弥天，与重庆形成鲜明对照。都市与边城、电灯与油灯，华服与土布、小米步枪与飞机大炮，种种的区别是所有人都看得到的。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的抗战立场和廉洁作风，两地的物质生活区别都不重要了。大批国之精英和有志青年投奔延安，这便是民心所向的证明。
都说战争让女性走开，不！为了民族大义，为了救亡图存，那么多花季女孩经历艰难险阻的跋涉，抵达延安——
家资钜万、仆僮成群的豪门闺秀（譬如卓琳、严昭、苏菲、康岱莎、陆红），面对父亲的怒吼和母亲的眼泪，砰的一声关上门，背起行装朝遥远的大西北走了……
住洋楼、坐洋车的大军阀之女或将门虎女（譬如杨汉秀、周盼、乌兰、翟颖），深夜中与家人不辞而别，朝战火纷飞的西北抗日前线走了……
知书达礼、温柔可人的小家碧玉（譬如丁雪松、侯波、吕璜），双膝跪倒，热泪横流向双亲磕了个头，然后朝延安走了……
苦大仇深、瘦骨伶仃的童养媳或贫家女（譬如王定国、赵瑛），还有流浪孤女兼小偷（肖陶志），扔下烧火棍扛起红缨枪走了……
满怀一腔热血的女大学生（譬如薛明、严慰冰、张琴秋、郭霁云、赵志萱）为东三省的沦陷失声痛哭，然后冲上街头，迎着激射的水龙，发出救亡的呼吼……
因为来延安的女生愈来愈多，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的任务骤然加重，同时长征过来的许多女战士也需要补文化课。1939年7月20日，中国女子大学宣告成立。开学典礼那天，身材颀长清瘦的毛泽东穿着补丁裤子，迈着他那独特的长阔而缓慢的步子来了，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来了。正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发出了他的著名论断：“全国妇女解放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那天晚饭是难得的大会餐，有馒头、“国共合作饭”（即大米和小米混合）、猪牛羊肉，每桌还有一盘又香又脆的“列宁饼干”（即小米锅巴）。饭后举行了歌舞晚会，不少老乡围拢来看热闹。那些新奇的节目让他们大开眼界，见一个女孩子上台吹奏口琴，老乡们议论说：“那个啃骨头的节目真好听咧！”
女大校舍是沿着延河东岸的半山坡新挖的窑洞，层层叠叠，排列齐整，约百余孔，每孔住六到八人。清晨时分，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女孩们穿上军装，沿着山坡小道下到延河边洗漱。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条蓝色的小溪顺坡而下，很快成为延安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那时的延安男女比例为18：1，找个婆姨很不容易。延河对岸有中央党校、抗大和许多机关，天气好的时候，清晨、中午或者傍晚，总有些未婚男士拿着一本书或几张报纸跑到河边来“用功”，其实是来偷看对岸风景的。来得最勤的，姑娘们还给他们起了个绰号叫“河防司令”。女大食堂在山脚下，一日三餐，蓝色溪流要上下山六次。遇上雨雪天，各班派人下山打饭，路上摔倒（人称“坐飞机”），连人带饭一直滑到山下是常见的事儿。
山野之地没有厕所，女孩们要方便，都跑到坡上或树后找个避人地方一蹲。校长王明是从苏联回来的，懂得讲文明卫生，他说这个样子不好，将来我们抗战成功了，进了城怎么能随地大小便！他下令在山上背风处挖了一些厕所并用席子围起来，看着就挺城市了。
那时陕西百姓贫困到极点，女大学生下基层搞土改，常见一家人轮着穿一条破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