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荣一家合影。去年7月夫妻两人放弃打工生活，从广东回家乡，陪伴孩子们。
居仁中学的王蕾老师，背着女儿走在去家访的山路上。
朱昌小学，两个小学生通过学校亲情聊天室的电脑和在外打工的妈妈视频聊天。
居仁中学初二学生彭晓敏，儿时失去双亲，平时在学校寄宿的她，每到周末还是尽量回趟家，帮奶奶干些农活。 A18-A1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时期,加之产业发展的成熟度、城乡差距、区域发展不平衡、教育文化观念迥异等因素，留守儿童成了世人聚焦的新时代社会命题。今年5月19日至20日，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培训班在贵州省举行，受到社会及媒体广泛关注。那么现在贵州留守儿童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呢？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再次深入到贵州省毕节市的广大乡村、学校进行探访。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贵州毕节报道
距离毕节市七星关区113公里的田坎乡，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在通往茨竹村的公路旁边，一幢二层小楼紧邻马路，贴着整齐的瓷砖。 去年6月9日，在外打工的小楼主人张方其接到噩耗：四个孩子在家中服农药死亡，最大的哥哥14岁，最小的妹妹5岁。 如今，小楼的铁门紧锁，屋顶上两盏红灯笼很显眼，“村里人给挂上的。”有村民说，春节后，张方其就不见了踪影。 悲剧背后，是中国转型时期民工潮给劳动力输出地带来的巨大社会问题。面对不轻松的现实，毕节乃至贵州省，进一步把关爱保护留守儿童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毕节在全市实行“控辍保学”制度，从县长（区长）、局长到乡长、村长（村主任）、校长、家长，师长（班主任），层层都要签责任书，确保留守儿童不辍学；出台《关于切实加强留守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实施意见》，将留守儿童关爱救助保护工作纳入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体系。
采取“劝父母返家照料一批、劝父母携带外出一批、委托监护照料一批、机构临时管护一批”等“四个一批”措施，落实留守儿童监护责任。全面落实社会救助政策，使留守儿童基本生活有保障，全力防范留守儿童受伤害事件再次发生。
“毕节再也经不起这样的事情了。”一位官员说。 毕节有180余万人在外务工，据毕节留守儿童办公室介绍，目前有农村留守儿童26万多名，全部在市、县、乡建立了台账，在村和学校建立了档案。与2015年相比，留守儿童减少了约6万名。 数据背后，毕节的压力仍在。
返乡的父母
张家4个孩子出事时，杨祖荣、曹永萍夫妇在广东中山一家抛光厂打工。
当天夜里，曹永萍接到老家亲戚的电话，“隔壁茨竹村的坡坡上，都是官家来的车。”第二天，她和丈夫就在手机弹出的新闻里得知，老家田坎死了4个孩子。
“隔着四五里山路，不在一个组。”在外打工十五六年的杨祖荣夫妇并不认识张方其一家，但4个孩子喝农药的事儿，让两人夜里睡不着觉：他们的三个孩子，当时也在老家。
远在广东，曹永萍只能通过电话和老家的孩子们联系，叮嘱他们“一定得听爷爷奶奶的话。”
杨祖荣想过把孩子们都带在身边。可现实又不允许。
“大城市里，外地孩子想上个公立学校，手续、证件就是个门槛。”
私立学校，杨祖荣想都不敢想，一年打工挣个五六万，孩子学费就得花掉近一半。
把孩子送回老家和爷爷奶奶生活，杨祖荣觉得也不是坏事，“祖孙能相互照顾。”这种模式，茨竹村外出务工的年轻父母们早已习以为常。
杨祖荣说，过去很少意识到他的孩子是“留守儿童”。“别人家出了事儿，才感到后怕。”
曹永萍看到新闻里曝光的遗书，张方其的大儿子写道，“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看着这些话，曹永萍心里发凉，躺在异乡的出租房里，两口子也在想，“咱俩这父母当的到不到位。”
去年7月，夫妻俩接到村干部的电话，“让尽量回去一个人，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村里想办法给找个工作。”两人决定，都回老家。
往家赶的火车上，杨祖荣的手机每隔两三个小时就响，“孩子们总问，爸爸妈妈到哪了？”
现在回家多半年了，曹永萍下地锄个草，10岁的小女儿也蹦蹦跳跳地跟在她身后。她坐下，女儿便钻她怀里。
大儿子杨方贵发现，弟弟妹妹比以前能说能笑了。
杨祖荣最盼着孩子们放学，盯着他们写作业。看见孩子们成绩又好了，杨祖荣就觉得他们的回归有价值。
省里下来的“第一书记”
有了像杨祖荣夫妇这样返乡的父母们，今年，茨竹村的留守儿童减少到了114人。按村委会此前的统计，2400多人的茨竹村，有1300多人外出打工，“6·09”事件后，村里摸排到的留守儿童为151人。
梁曙是茨竹村的第一书记，去年7月31日，按照中央选派“第一书记”下基层工作要求，梁曙从贵州省委政法委被派任到茨竹村担任“第一书记”。
留守在村里的114个孩子，是全茨竹村5个村干部每个月必须走访的对象。
按照市、区的要求，要确保他们不辍学，生活不陷入困难。对于一些有特殊困难的留守儿童，乡、村干部要加大帮扶力度，增加走访次数。
13岁的赵龙（化名）是梁曙帮扶的孩子。赵龙10个月大时，母亲离家出走，9岁时，父亲去世。靠爷爷奶奶养活大。
第一次到赵龙家，梁曙有点傻眼，木屋房子昏暗，赵龙又黑又瘦，头发长到了耳朵下面。旁边站着他16岁的姐姐赵梅（化名）。两姐弟是低保对象，也是按当地标准明确的困境儿童。
“一问老奶奶，女娃儿更不幸，赵梅是赵龙大伯的孩子，是遗腹子，母亲在她两个月时就离家出走了，等于没见过双亲。”
按照规定，满16周岁的孩子算不上留守儿童。梁曙没管那么多，带着两个孩子到镇上剪头发、买衣服。每个月从他的工资里，挤出个三五百，算俩孩子的零花钱。
他们喊梁曙叫“梁叔”。
“梁叔”最高兴的事儿是俩孩子学习成绩好，“姐姐上初三，能在班里排前三名。”
赵梅知道，奶奶早就开始为她准备上高中的学费，地里的玉米、家里的两头猪都准备卖了，“可我不想念高中，我想早点工作，让爷爷奶奶过好点。”
为此，梁叔给她卸了好几次包袱，“成绩好咋能不上高中，你别考虑那么多，只要你好好读，我想办法供你。”
4月底，梁曙看望姐弟俩时，又给赵梅鼓了把劲儿，“你好好考，我一个朋友准备资助一些学生，我给你争取个名额。”
梁曙说，留守儿童中，失去双亲的孩子最为特殊，没有爸妈，有的在未成年时就要承担对祖辈的经济和精神责任，负担沉重。
毕节民政部门负责人介绍，对这些孩子的基本生活保障，主要通过社会救助来落实。
一方面，按照低保政策的“应保尽保”原则，将符合条件的留守儿童家庭纳入低保保障范围。另一方面建立困境儿童保障制度，落实“助居、助学、助医、助困、助养、助业”措施。
对贫困家庭监护缺失儿童，在享受低保的基础上，每人每月发放100至400元不等的生活补助金。
寄宿制远离不安全因素
15岁的彭晓敏是纳雍县居仁中学初二学生。儿时失去双亲，与奶奶、叔伯一起生活。她和奶奶的家，位于距离学校20多公里外的路嘴村。
学校和家虽然同属王家寨镇，但盘山路上没有公交车。村里有到镇上的私人顺路车，但每人要20块钱，彭晓敏舍不得。
靠双脚，她从家到学校，爬山抄近路走，单程3个小时。坡陡路远，下雨的时候更加湿滑危险。
学校的宿舍为她解决了上学跑山路的问题。
“毕竟学校是学龄儿童一天中待得最久的地方，寄宿制让时间延长了，老师们的任务也更重了。”杨兴武是居仁中学留守儿童工作的负责人，去年，教学楼后面新的学生宿舍投入使用，“6·09”事件后，留守儿童、孤儿等困境儿童入住成为优先。
据杨兴武统计，学校2390名学生中，222人属于留守儿童，其中119人选择住校。
彭晓敏住的8人间里摆了4张高低床，门口的4个柜子用于她和同学储物，墙刚粉刷过，阳光照进来，宿舍显得干净、整洁。
除了住宿，彭晓敏上学时的一日三餐也能在学校解决。
4月25日中午的菜谱是炒肉片、炒豆腐、西红柿鸡蛋汤。“天天都有肉。”彭晓敏说。
据毕节市留守办统计，全市寄宿制中小学已达861所，62300多名留守儿童已经入住，占所有住校生15%。入住在这些学校里的贫困学生，还享受国家贫困学生生活补助。在留守儿童的家长和老师看来，学校的寄宿制从空间上使学生远离了社会上的不安全因素。
离毕节市区不远的朱昌小学也是一所寄宿制学校。
“6·09”事件后，学校将2014年开放的学生宿舍，改建为“阳光少年之家”。“名字没用留守儿童的字眼。”朱昌小学校长李红解释，学校更加注重从心灵上关爱这些孩子，尽量不给孩子贴上类似的标签。
这栋3层楼的“阳光少年之家”除了可以供200多名学生住宿外，还包括了亲情聊天室、心理咨询室等多种功能。
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的时候，孩子们可以在亲情聊天室和父母通过电话或者网络联系。
4月26日中午，2年级的李诗雅坐在聊天室的电脑前。屏幕上，远在深圳的母亲笑着不停喊，“诗雅，能听到妈妈说话吗？”
李诗雅点点头。一个多小时里，她更多时间在听妈妈讲，自己很少说什么。“李诗雅，你要告诉妈妈你在学校怎么样呀。”李红引导着她和妈妈沟通。
李红拿出一本电话聊天的记录簿，里面的对话中，孩子和父母说的最多的话是要钱买学习用具，而父母说的最多是“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不太会和家长倾诉想念，所以需要我们进行一些引导，也是从心理上让他们和父母建立一种正常家庭应该有的交流。”
有时学生说不下去，会把话筒递给李红。她通常会在和家长通话结束前补上一句，“父母之间，尽量能回来一个，挣再多钱也比不上对孩子的陪伴。”
背着孩子家访的老师
对彭晓敏来说，“学校啥都好，就是没法照顾奶奶。”每周五放学，她还是尽量回趟家，帮奶奶干些农活，周日再赶回学校。
一周只返家两天的学生，让政府仍不放心。
毕节市教育部门要求各县、乡的中小学，组织教师，针对在校期间的留守儿童定期进行家访。在居仁中学，130多名老师中，有89名老师参与家访。
教师王蕾负责8名学生的家访，涉及糯克村、家猫村等4个村子。
王蕾没车，她多数情况下是走路去，最近的糯克村也要1个小时。
牺牲周末时间、走山路，王蕾都不在乎，唯一让她心疼的是5岁的女儿小雅。
幼儿园周末放假，爱人在毕节市区做生意，爷爷奶奶住在更远的乡下。
于是，周末，从居仁中学的教师宿舍出发，就有一个带着孩子家访的老师王蕾。
天晴时，女儿还能跟着她走。一大一小爬着梯田小路，王蕾宽慰自己，“只当是郊游了。”可遇上下雨，小雅就要王蕾背，累到不怕，有几次把女儿淋到发烧。
王蕾刚开始家访时，丈夫杨杰叨唠她，“作为老师，把你的课教好不就完了。”直到女儿被折腾得生病，杨杰在电话里和王蕾爆发，“到底你的学生重要，还是闺女重要！”
眼瞅着周末有雨，王蕾又要带着女儿去家访，杨杰骑着摩托车赶到学校。“我倒要看看学生咋个甩不脱。”
这回去家访的，成了王蕾一家三口。
学生小康（化名）的奶奶就见过王蕾一家子好几回。杨杰也对小康家印象深刻，“爷爷是脑血栓，一句完整话也说不出，全靠得关节炎的奶奶下地干活，娃娃杵在屋里的角角里，老师不问，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他从妻子那里知道，小康的父亲早亡，母亲在服刑。骑着摩托载着妻儿回家路上，杨杰再没抱怨啥，“你以后忙不过来，把我喊回来，我带你去。”
用产业吸引家长返乡
今年春节前，梁曙坐在办公室，给在外务工的村民们编发了一条短信。
短信编写了一个多小时，“你们在外打拼……远离家乡，给孩子留下一个伤心的名字——留守儿童……家中年迈的双亲也需要你们照顾，他们望眼欲穿，盼的就是晚年能享受到天伦之乐……”
梁曙觉得光打感情牌也不灵，短信后面补上了吸引他们回来的关键——解决就业、赚钱养家的路子。
此前，通过调研，他发现茨竹村最适合种的是皂角和辣椒，“沟壑纵横的土壤，排水性好，比较适合辣椒；皂角喜温喜湿，对土地的要求不高。”
梁曙算了一笔账，“单拿辣椒一种作物看，一亩一年能产出4000-6000斤，现在市场上收购价格是一元一斤，一亩地一年就能最少毛利润4000元。一个村民愿意种10亩，一年就是4万，这和在外面打工赚的钱差不多，关键是把人留住了，从源头上解决了留守儿童的问题。”
今年4月底，在茨竹村的山沟沟里，占地3100平方米的8间猪舍已经建好。这是梁曙吸引社会资金建起来的母猪养殖基地。
未来，他计划养300头母猪，40%作为集体经济，60%无偿给村民养殖。“边上树林子下的100多亩地，搞林下养鸡。”
而在2000多亩的辣椒育苗基地、6000亩的皂角种植基地，已经有返乡回家的村民开始打药除草，皂角树树苗已经长出一尺多高。
杨祖荣、曹永萍夫妇也种植了皂角和辣椒，加起来一共5亩。
由于还没有到收成的季节，杨祖荣没法判断具体能收入多少钱，“但这点地肯定比我们在外面打工赚得少，我希望能让我在种植基地学点其他的手艺。”
杨祖荣说，如果实在不能满足家里的生活，他可能还会选择去打工，但这次，肯定会留妻子在家，“一来可以靠种辣椒皂角维持生活，二来，不让娃娃再留守。”
毕节市留守办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全市已经劝导45000余名留守儿童父母返家照料孩子53000余名，其中，22000余名返乡父母在本地就业。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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