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中国控烟协会召开“全国无烟环境立法专家研讨会”，专家呼吁不要为全面禁烟“开口子”。
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日前，由中国控烟协会主办的“全国无烟环境立法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作为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消费国，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推行控烟立法，然而具体条例中的“真空地带”及模糊处理，却让控烟专家与学者颇为担忧。
中国控烟协会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许桂华在研讨会上表示，控烟立法面临“最后一公里”，自2014年国家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控烟条例”）开放征求意见以来，从多地反馈的条例修改情况来看，控烟立法似乎撕开了口子，“最后一公里”将如何行进？
控烟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在研讨会上，中国控烟协会资深顾问，原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许桂华认为，即将出台的控烟条例在征集意见过程中，已逐渐与2014年的公开征求意见稿拉开差距。许桂华表示，当初的条例规定基本符合世界卫生组织控烟公约的要求，即：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全面禁烟，交通工具、机场、码头、候车室全面禁烟，烟盒包装使用警示图片，在公共场所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如果这个条例能出台，将大大推进控烟的步伐”，许桂华说。
目前各省市征求意见稿还尚未公开，但据许桂华透露，控烟条例遭遇的最大反对声音是，控烟将导致烟草销量下降，就业人数减少、失业人数增多。但从资料来看，中国烟民处于上升态势，烟草种植面积达千万亩，行业补贴持续投入，如果控烟措施到位，如提高烟草价格等，并不会导致财政税收的减少。
控烟条例中关于吸烟区域的规定，引起不少与会专家的质疑。许桂华指出，公共场所应做到全面无烟，设置吸烟区域实际上会大大削弱禁烟力度，对于非吸烟人群来说，无隔绝措施也易导致被动吸入大量“二手烟”。
此外，与会专家还援引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博士的意见，认为烟草行业削弱和破坏中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行为令人沮丧、也令人失望，这正突出了烟草行业干预制定公共卫生政策的恶劣行径。现在正是紧急关头，让无辜和受害群体暴露在致命的二手烟中是不被接受的，必须停止这一切。中国需要一部严厉的100%全面禁烟的控烟立法，仅此而已，任何少于100%全面禁烟的控烟立法都无法发挥作用。
控烟条例应向国际标准看齐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黄金荣曾参与控烟条例的起草，他指出，现在的征求意见稿与当初相比，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我国于2003年正式签署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2006年，公约对中国正式生效。黄金荣表示，实行公共场所全面无烟，是加入公约后的国际义务。然而，对比公约的要求，我国控烟工作在诸多地方存在很大差距。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八类标志性禁烟场所，我国目前只有中小学做到，大学、政府机构、室内公共场所、普通办公室等还处于模糊地带。
自2006年在中国公约生效以来，我国在执法层面有了较大提升。黄金荣认为，目前的战略性执法、执行与监测，尤其从北京、上海、深圳等重点城市的执法效果来看，已取得了质的突破。但从立法层面来说，允许设立吸烟区域，实际上是变相增大执法难度，且违背世卫公约要求，相关国际义务也未完全履行。
控烟进行时的“北京经验”
北京控烟协会秘书长崔小波有着超过30年的控烟工作经历，他表示，北京市从1986年开始出台控烟条例， 最新的《北京市控烟条例》于2014年12月审议通过，历经22稿的反复修改，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及特定室外场所禁止吸烟。
目前，北京市控烟工作已朝着简单化、符号化，利于市民理解的方向推进，崔小波透露，经过运用“手势化”及“每周三、来控烟”等增强理解的宣传措施，普通市民对控烟立法的理解力已有了很大提升。
北京烟民数量高达400万，占全市人口的近五分之一。据崔小波介绍，北京市控烟工作的重点落在管理和监督两件事上。在控烟管理上，将责任落实到具体单位，《北京市控烟条例》出台后，全市130万个单位，每个单位都具有了控烟责任。而在控烟监督上，成立北京市控烟志愿者大队，从1千多名卫生监督员发展到如今近1万3千名志愿者，联动线下巡查监督、线上控烟地图等，推出“互联网+”特色的控烟志愿者服务，成效明显。“我们没有增加一个编制，但是我们照样实现了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吸烟率最低，这是北京最好的时候”，崔小波说。
对于全国性控烟立法，崔小波表示期待更进一步而非“后退”，“老百姓在室内感觉到空气清新带来的健康改善，他们绝不愿回到烟草缭绕的环境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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