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瓮安，曾经是一座不安的县城。2008年6月，贵州瓮安县三中女生李树芬的非正常死亡引发全县震动。李树芬死后第七天，从数十人高举条幅的游行，到瓮安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办公楼被烧砸，逾万人聚集现场，终酿成了震动全国的“6.28”群体性事件，且涉事的多为未成年人。事后，当局传唤调查涉事少年259人，依法处理违法犯罪少年104人。事件发生8年后，记者重访瓮安，采访“6.28”事件涉事少年，听他们讲述这些年的成长与蜕变。
本月上旬的一天，记者在贵州瓮安县富水桥、205省道边的一家洗车坊里见到了27岁的张杰。刚洗完车的他放下手中工具，招呼我们进屋坐下。已近晚饭时间，张杰还没来得及吃口午饭。他却摆摆手说“没事”，忙到顾不上吃饭显然已是常态，难怪他170厘米的个头，体重还不足110斤。采访的间隙，这个单薄的身影来回穿梭在洗车场的角角落落，一会儿招呼工人给车打蜡，一会儿自己给汽车绑上坐垫，事必躬亲。站在一旁的46岁的张杰父亲一直默默看着，他告诉记者，如果时间倒回8年前，眼前的这一切几乎不敢想象。
2008年6月28日，当时还差三个月满18岁的张杰站在激动的人群里，一起游行到瓮安县公安局门外。只听人群中有人高喊“警察打人了”、“政府办事不公”、“为人民群众伸冤呐喊”。不一会儿，有人开始动手拿小石子砸玻璃，几个领头的年轻人抬起停在公安局门口的车。最初只是去凑热闹的张杰感觉自己内心一下子被点燃了，他冲上前去“帮了一把”，车子随即被掀翻了。
正是“这一把”，让张杰的人生彻底改变。2008年6月29日，瓮安事件平息后，官方通过调取录像等方式进行大规模排查，很快抓捕了涉事人员。最终，其中的104个未成年人被判定存在违法犯罪行为，张杰也在其列。据张杰的父亲回忆，当时是在电视上看到儿子掀车的画面，他至今清楚地记得张杰那天穿着一件9号球衣。
“当时太年轻，不能分辨是非，年轻人又好斗，看到他们在闹，就觉得是老百姓吃亏了嘛，”再次谈起当年的事，已经当了爸爸的张杰坦然了很多。
最终，张杰在“6.28”事件中的行为被定性为“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他被送进少教所度过了人生中不愿回想的105天。
▲被改建成纪念馆的瓮安县政府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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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何晓茹：“当时觉得自己没有以后了”
和张杰一样，因为冲动参与到“6.28”事件中的何晓茹提起这段往事，同样以当年“不懂事”来总结。事发当天，恰逢全县小升初考试，放了假的何晓茹和三两好友一起去逛街，正好撞上了游行的人群。
当年的瓮安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大楼相隔一条马路，而从何晓茹当时就读的瓮安二中步行到老公安局大楼只要十多分钟。
如今，县政府和公安局都迁了新址。被火烧过的县政府办公楼被官方改造成了纪念馆，院落里野草丛生。瓮安二中的门口依旧人来人往，只不过门房的位置多了一辆巡逻警车。县政法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瓮安县城里但凡有事，两分半钟内警察一定可以赶到现场，这也是“6.28”之后的变化之一。
何晓茹带着记者去探访事件旧址，途经看守所时，姑娘白净的脸上掠过一丝复杂的表情，她赶紧解释说自己早已忘记在里面的那段时间，“事情过去那么久了，大家都忘了，现在都不会有人再提起了。”
1993年出生的王哲是当时被捕未成年人中年龄最小的，王哲拿到的判决书称，他在“6.28”事件中纵火烧了13辆车，判处劳动教养三年。但当问到纵火细节时，王哲数次欲言又止，苦笑。时任瓮安县雍阳镇政法委书记、现瓮安县信访局局长龙云告诉记者，当时省里调派了警力到县城成立专案组，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事件平息了下来。
瓮安县政法委帮教办主任王秋风对记者表示，几年来，他一直在开导从少教所里出来的孩子们放下心理包袱。在看守所和少教所里的日子却真真实实地让王哲、张杰和何晓茹感受到了人生的绝望。“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以后了，自己的一辈子可能就这样完了，”何晓茹说。刚被关进去时，天真的何晓茹还问过狱警“要被关多久”，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三个字“长得很”。
他们什么时候能出来？这些未成年孩子的未来怎么办？在当时没有人知道答案。
▲杂草丛生的瓮安县政府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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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委：试行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除制度
“6.28”事件过去约一周后，一些家长找到县里领导，想为自己的孩子说情。部分家长也在事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害怕事件会对孩子未来读书、就业和参军造成影响。
时任瓮安县政法委副书记、现黔南州委政法委政治部主任王登华向记者坦言，瓮安事件的爆发的确存在更深层的社会原因。王登华认为，当时的瓮安社会经济欠发达，许多家庭的父母抛下孩子外出打工，致使许多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管教的状态，为事件发生埋下了祸根。
官方资料显示，从2001年到2007年之间，瓮安县的经济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例如：一般公共服务投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下降明显，特别是就业、医疗、交通等欠账多。在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中，积压的矿群、移民、拆迁、企业改制、城市建设、就业、就学等社会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是引发“6.28”群体性事件主要原因。
“学生们既是参与者，又是受害者”，龙云在谈到当年涉事的孩子时感叹。他认为，“6.28”事件存在其特殊性，在群情激愤的状况下，年轻的学生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是无形中被卷入进来的，倘若“一棍子打死”将其送进监狱，对他们一生的发展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
时任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崔亚东当时主张对 “6·28”事件的处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特别是对涉事的未成年人，应贯彻教育、挽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原则，不适用监禁刑，要让他们回归社会、回归学校、回归家庭，并提出对瓮安事件中涉事未成年人“试行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除制度”。
随后，贵州省政法委作出决定。不过，争议也随之而来。
时任贵州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瓮安事件专案组副组长周全富担心，涉事少年虽然年少，但是行为后果严重，从轻处理可能会在社会上引起误解。“担心再犯”，这也是当时反对声音的主流。
此外，还有一层顾虑来自法律界。当时负责起草《关于对“6·28”事件涉案未成年人违法及轻罪犯罪记录消除的指导意见》的现贵州省政法委宣传处处长杨胜卫告诉记者，当时从法律上确实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点。
原来，《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若要对瓮安事件的涉事孩子实施违法及犯罪轻罪消除，这显然会和上行法的《刑法》“打架”。
杨胜卫说，在制定办法的前两个月，工作组曾组团去浙江考察学习，因为当时的浙江已经将这一条写进地方未成年人保护法了，可惜并没有实际的案例。
王登华至今还记得当时中央政法委一份内部文件中的话：“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消弭制度。”这成为了当时在瓮安试行未成年人轻罪消除制度的主要支撑力量。
那时的试行的确是一次大胆的尝试。2008年11月起，瓮安事件中104名涉事未成年人先后回归家庭、学校、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