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都过去了。作为一起强奸案的受害者和最核心的证人，在阴影里生活了半辈子之后，王佳芳终于决定打破沉默，承认自己的谎言。
这个57岁的小个头女人已经老了。在镶着圆形亮片的黑色长褂下，癌细胞从直肠侵略到了淋巴和乳腺，她的脸上起了褶皱，腰上长出鸡蛋样的疙瘩，腿上浮现出块状的淤青。甚至，有时说一会儿话，她便咳嗽得上气不接下气。
但为了去检察院交材料，她起了个大早。平时走路不敢太费力的她，步行了半个小时，瘫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她告诉工作人员，自己之前的证词都是假的，对方却不愿理会她，挥挥手劝她回去，“这个案子40多年了，根本翻不了，官司没有打头。”
她抓着沙发的扶手，赖着不肯走，声嘶力竭地喊道，“错了就是错了，哪怕几百年都可以翻嘛！”
不会上网的丈夫听说她要翻案，害怕她被人暗害，也担心传开了“不光彩”。她却抿着嘴拧着眉说，“我想好了，不管日子怎么过，都要翻案。”
16岁时，刚刚小学毕业的她，晚上找到当时的老师兼校长陈加钱，询问自己是否被推荐上初中，不料却被民兵五花大绑。在长达7天的漫长审讯后，她被迫诬陷了自己的老师，让他因为“奸污女学生”入狱。
“那天月亮很大，屋顶还有两片亮瓦，老师说点上油灯，我说不用了，问点事情就走。”王佳芳对记者回忆，自己穿着短袖和长裤，因为来了月经，怕弄脏了板凳，她坚持要站着。
审讯期间她住在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屋里没有窗户，没有铺盖，只有一床破凉席。刚开始被问是否和陈加钱发生了关系，她一个劲说，“没有！”然后哭喊着“带我去医院检查！”对方不理不睬，只是不断地重复“不承认就别想走！”身边的民兵还冲她吐口水，扬起手要打她。
父亲每天步行30里路来送饭，王佳芳看也不看一眼，只是哭着让他端走。挨到了第七天，审讯人员凶狠地说，“陈老师都承认了，你还不承认？”王佳芳怕极了，瞎编道，有，还不只一次，有好几十次。
陈加钱说他曾无数次设想，如果王佳芳那天没来敲自己的门，他会度过怎样的一生？自己当年是一个“堂堂的小学校长”，根正苗红的“贫农”出身，学校里唯一的公办教师，区教育系统重点培养对象。而且，他还是村里发展的唯一的共产党员，第二年8月便要公示。
他想，自己很可能会当上学区的教导主任，说不定还会“升官发财”。再不济，他也还是个普通的人民教师，每个月能拿4000多元的退休金。
“无论如何，绝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他掏出下颚装的假牙，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当时在审判大会上被民兵拉翻在地，满脸是血，牙也掉了4颗。”判刑后他累计入狱9年。女儿因有个“劳改犯父亲”辍学务农，女婿在漏水的老屋里被电死。妻子现在也终日精神恍惚，一提到这件事便骂骂咧咧。
如今，陈加钱总是穿着一身蓝灰色的布衣，手缩在长长的袖子里，染过的头发中夹着几缕灰白，走路故意把腰板挺得笔直。
有一次在广场上，他和妻子撞上了王佳芳。女人见了王佳芳，便对着地上“呸”地吐口水，还说要用棒棒打她。一个月后，王佳芳坐在床上，神情黯然地对记者说，“她肯定埋怨我，但我又去埋怨谁呢？我也是受害者呀！”
同陈加钱一样，王佳芳的人生也被莫须有的污名压弯。她本是个活泼的姑娘，生得眉清目秀，虽然文化成绩一般，但她铆着劲儿想读初中。她甚至还想往上读，考不上高中念个中专也行。当时她脾气还很烈，性子很要强，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学干嘴仗，同学不给自己讲题目，她便嚷嚷，“你有啥子了不起的！”
“当时我还是学校里的篮球明星。”回忆到这一光辉历史，虚弱的王佳芳脸上露出了笑意。她那时很瘦，跑得快，跳得高，投球格外准。就在出事的那个7月，她曾代表全沙湾小学去黄琅区打了5天比赛，她们队得了第一名。
然而，在被关进小房间后，她曾经的那些亲密队友，跑到审讯室的窗外大声骂道，“9号打球打得好得很，作风却不好！不要脸！”9号是王佳芳的球衣编号，那一刻，她感到耻辱从心里一点一点渗到了脚跟，她想骂回去，但是她不敢，只能咬着牙。
之后的4年，她拒绝了所有提亲，因为觉得别人不过是想“捡便宜”，以为她不要彩礼。20岁时，她才经人介绍，带着家里给的一床铺盖，远嫁到了170公里外的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
倔强的王佳芳曾经也想过要打破沉默。早在1981年，陈加钱劳改了6年出狱后，打听到王佳芳的婆家，花了几十元车费赶来马边县。看到陈加钱的时候，王佳芳刚从山上挖地回来，背着一个娃，牵着一个娃。
“听了陈老师在看守所和农场的遭遇，我便哭了。”王佳芳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
她二话不说便同意改口供。她一边流着泪口述，同行的代理人一边写，然后她读过证词，在上面签字，按下指纹。
“谁知道，两年后又有人又找到我，让我改回原来的口供！”王佳芳拍着大腿说。工作人员严厉地说，改口供的话当年便是作伪证，陈加钱坐了6年牢，她也得坐6年。
王佳芳一听，浑身软了。当年她在村子里被人吐口水，她去铲河沙，同学说，“哪个要和你这样的人一起背！”她不想离开好不容易才搭建起的家。看着身边乖巧可爱的孩子，她脑袋一片空白，颤抖着在新的证词上签下了字。
一位接近雷波县司法局的人士证实了这件事。他在证词中写道：“他们去王佳芬（原文如此，王佳芳曾用名王佳芬）处威胁恫吓，叫王佳芬反坐6年，一个农村妇女怎么经得住威胁，只有违心说，不是自己的意愿。”
那时，她的日子才刚刚有了起色。在马边彝族自治县，她的丈夫不介意别人的闲言碎语。生产队一放假，男人便去伐木场砍树，然后把150斤重的木材背下山。当时上山捡枯柴，一斤只能卖一毛钱，男人却给她买了一件两三百元的蓝色半褂衫。她也在家喂了两头猪，结婚两年还生下了两个娃娃。
“在那样的时候，我怕呀！哪敢再闹翻案！”数十年后，她对记者说。检察院的人走后，王佳芳每次回到雷波县的娘家，都不敢向人打听老陈家住哪，也不敢问他怎么样了。某一次，有人随口告诉她，“陈老师一直找不到你的电话”。她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
在许多个夜晚，她每次想到“陈加钱闹翻案还得再坐6年牢”，心里便打了个冷战。2013年，再次和陈加钱取得联系，得知他又因“伪造证据，进行翻案活动”被判3年后，她心中这块石头便越来越重了。
然而，这时她已患癌3年，刚从西安做了治疗回家。她躺在床上，感觉“自己快不行了”，每天窝在床上或者沙发上，连地都下不了。她也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就像块木头”。
后来因为长期吃药，王佳芳的气色开始好转，能勉强走路了。终于“有了力气”的她，突然觉得，“再不翻案就来不及了”。更让她感到振作的是，生病的几年时间里，她每天躺在床上看法治节目，见证了赵作海案、聂树斌案等冤假错案的艰难反转。
尤其是今年2月，23年坚持申诉的杀人嫌犯陈满，被法院宣布无罪释放。她得知这个消息后，立马兴奋地给陈老师打了电话。
“时代已经变了。”王佳芳充满希望地对他说。一个月后，她告诉再婚的丈夫，自己要回老家看病。男人开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将她送到车站。
脸色蜡黄、嘴唇发乌的王佳芳，抛下家里舒适的3层小楼，叮当作响的锅碗瓢盆，和一双正在念书的儿女，坐了30个小时的火车和8个小时的大巴，从陕西谷府县颠簸回到老家四川雷波县。她租下10平方米的小屋，每天用小电饭煲炖上一点洋芋、南瓜、白菜和粉条，一边吃药，一边申诉。
王佳芳盼望着很快就能回家，然而，翻案并不像她想象的这么顺利。
3月18日，她将自己新的供词交到检察院，工作人员不收，她扔在桌上便走。6月29日，她再次去交审问她的区妇联主任李志荣的供词，发现他们压根儿没有受理她之前的材料。工作人员一再对她说，“这个官司没有打头。”
可是，王佳芳想不通，自己作为“受害者”，从来没有主动控告过陈加钱，他却坐了9年牢。如今，她来说明自己从未被陈加钱伤害，仍然没有用。
“真是求天天不应，叫地地无门。”陈加钱对王佳芳说。自从女婿被电死后，陈加钱只能靠帮人打官司，零零碎碎地挣点小钱，供养自己和女儿一家。而就在8年前，雷波县人民法院开始禁止他在该县做诉讼代理人。
这个“年轻时性格温和”，“对学生就像师傅般耐心”的老人，在情绪激动时，甚至会捏紧拳头，愤愤地说，“如果案子不能平反，我真的想去杀人！”
有时，王佳芳又会听到他颓然地感叹，“如果这个案子能扳过来，哪怕之后只能再活个一年两年，我都可以闭眼了。”
一个月前，检察院终于同意受理他们的案件复查申诉，并且承诺尽快解决。
然而，留给这两位老人和癌症病人的时间，可能已经不多了。患癌6年，王佳芳的思维越来越迟缓，常常算不清复杂的年份。想起生病的确切时间，她像个孩子扳着手指头咕哝道，“那应该是2000年”。日历上翻过了一年，她不知道年份是多了还是少了。有时，算不清时间的她，甚至还会“穿越”回民国，以为某一年是“1929年”。不过，有一件事，她感到确定无疑——一旦发起病来，她随时可能死掉。
每当有记者来到这个大凉山里的小县城，靠着喝中药保命的她，便会花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费劲地讲述这个41年前的故事。在家人眼里“没关系没背景”的王佳芳，有时也感到有些害怕，她不断地反问记者，“你觉得这个案子有希望吗？”但是，当陈加钱问她，“你想把污名带进棺材吗？”和癌症对抗了6年的她又使劲地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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