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5日凌晨，闵行区一敬老院内两名老人被残忍杀害。经调查，行凶者竟是其中一名被害老人的外孙赵某，后经依法鉴定确认赵某行凶期间患有精神分裂症，不负刑事责任，无受审能力，遂送交上海市强制医疗所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
近日，经闵行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申请，法院依法对其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长年患病需靠药物控制
据检方调查，赵某今年46岁，至今未婚，毕业后曾先后在飞机制造厂和出租车公司工作过。2000年前后，其母亲发现赵某经常整晚不睡觉，并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甚至有一次大冬天只穿棉毛裤就跑出去，最终被民警找回。赵某的父亲原是一名医生，询问过专家后给儿子开了一种抗精神病药物，赵某病情之后逐渐稳定。
不久后，赵某再次发病，发病时他幻觉家人都是要加害于他的陌生人，甚至将姐姐按在地上拳打脚踢，之后被强制带到龙华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
经过治疗，赵某病情得到控制，每天坚持服药，精神状态还算正常，但无法再开出租车，于是在某单位找了一个较为简单的临时工作。
随后两三年里赵某情况比较稳定，自己偷偷暂停用药，结果再次病发。一次，单位组织到北京旅游，他猛击火车车窗玻璃，后被送进北京精神病院治疗。自此他未再工作，一直待在家中。
凌晨携带两把刀出门
2007年，赵某父亲去世，无奈之下，赵母将94岁高龄的老母亲送进了敬老院。从此，赵母每天要去照顾赵某的外婆，回到家还要照顾赵某。
案发前一天晚上，母亲发现赵某从外面回家后一直唉声叹气，自言自语说自己没有朋友、没有工作、没有结婚等，还抵触不愿吃药，母亲担心他出事，就陪着儿子在房间里睡下了。夜里，赵某一直翻来覆去很烦躁，嘴里自言自语。据赵母回忆，当时她想到儿子的病情，又想到敬老院里近百岁的母亲，不禁默默流下眼泪。
凌晨3点，赵某突然从床上起身，走到窗前看了看，从枕头下拿了一把带鞘的匕首，又从厨房拿了一把斩骨刀，一声不吭出了家门。母亲担心其出事，穿好衣服跟了出去，在小区门口，母亲看到赵某上了一辆出租车，母亲追不上，只能记下车牌号，并且报警。随后母亲就一直在门卫室等着赵某。
夜入敬老院手刃两老人
案发当日凌晨3点50分，敬老院的门卫老蒋被赵某按的门铃声惊醒。赵某称外婆身体不好，所以来看一下，老蒋没多想就放他进了敬老院。
4点20分许，赵某穿了一件红色外套离开敬老院。5时许，他回到小区门口，满身是血地向母亲招手，并说：“我去敬老院把外婆和隔壁的阿婆都摆平了，你以后就太平了，不用两头跑了，你看这是血。”
面对母亲质问为何要这样，赵某并不说话，直接上楼继续睡觉。赵母忙给敬老院的医生打电话，得知其母亲和旁边床位的老太已经遇害，于是立即报警，民警来到家中将赵某带走。
根据现场勘查，两名老人在熟睡中遇害，均系被他人用锐器刺戳颈部造成失血性休克而亡。在两名被害老人床铺中间椅子上发现一把带血的梳子，据推测有可能是凶手行凶后为老人梳理了头发。
据赵母解释，赵某回家时身披的红色外套最早是赵某的，后来拿到敬老院送给了外婆穿，外婆也一直很喜欢这件衣服。
强制医疗防继续危害社会
到案后，赵某神志一直较为模糊，面对检察官讯问，他认为周围的人都是魔鬼，以前的朋友现在都避开他，邻居还拿照妖镜照他，所以他经常要穿着短裤出去打“妖怪”。
赵某称，案发前一晚，他在睡觉时总觉得有人要杀他，所以就拿刀跑出去了，后来发生什么自己也不知道。
根据精神卫生中心出具的住院病史记录表明，赵某自2001年起患有精神分裂症，表现为有冲动、打人、出走、自杀行为，至今服用药物治疗；根据赵某临时保护性约束期间的主治医师证实，赵某目前处于发病期，用药治疗后虽有所缓解，但无法根治，愈后病情会反复。
而根据案发后上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赵某患有精神分裂症，作案时及目前处于发病期，在本案中为无刑事责任能力及无受审能力。
检察官审查后认为，赵某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但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应对其强制医疗。
据了解，从性质上说，强制医疗是针对精神病人的一种社会防卫措施，而非刑罚措施。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对强制医疗进行了程序性专门规定，明确强制医疗的决定机关为人民法院，执行机关为公安机关。强制医疗制度由行政化走向了司法化，由中立的第三方法院做出决定，保障了其公正性和程序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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