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一名搬运工携带货物前往停靠在长江沿岸的一艘客船。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民工通常不愿干这种收入菲薄的辛苦活。
参考消息网6月29日报道 外媒称,62岁的牛丹成可能属于最后一代流动搬运工,又叫“棒棒”。他们已经成了重庆这座城市的象征。位于中国西南部的重庆依着高耸的山峦而建,嘉陵江在这里汇入磅礴的长江。
据美国《纽约时报》网站6月28日报道,这里的街头一度满是“棒棒军”的身影。“棒棒军”是当地居民对这些搬运工的称呼。现在,他们正在消失。
“下一代肯定不会扛了,”牛丹成一边说一边轻轻拍了拍他那根结实的竹扁担。这种扁担又叫棒子,这些搬运工流传甚广的绰号就来源于它们。“我们这个职业在消失。”
报道称,这类搬运工的减少,正是社会和人口变迁重塑中国经济的缩影。中国经济正在放缓,而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进程也在放缓。那些农民工正在老去。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民工通常不愿干这种收入菲薄的辛苦活,现代运输也降低了重庆对上坡下坎送货这种艰苦工作的需求。
“现在棒棒不好当,”50岁的胡祖华(音)说,他当了10年的搬运工。“有时候连饭钱都赚不够。快递员把我们的活全抢走了。”
电影制作人何长林用一部名叫《最后的棒棒》的纪录片和一本同名书籍记录了这些搬运工的世界。他估计,他们的规模已经从90年代的多达30万人,减少到了现在重庆城区不超过1万人。其中大部分人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
“棒棒肯定要消失,时间不会太久,”何长林说。“这行在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相结合下,正在被逐渐淘汰。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他们不再有用武之地了。”
报道称,在数十年里,民众从来不用走多远,便能找到他们。这些搬运工会以一两美元的价钱搬运吃的、穿的和其他货物。
作为一座面积广阔的工业化城市,重庆是以长江沿岸的贸易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长期依赖人力搬运货物。但在上世纪80年代,对这种搬运工的需求迅速增加。
报道称,来自重庆各地大山里的村民,通过靠力气送货在这座城市谋生。过去,街边和码头满是穿着已褪色的蓝色外套和帆布鞋,紧握着扁担和绳子的男子。
棒棒在很多城市都出现过,但人数多到使棒棒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只在重庆和附近其他城镇有。鼎盛时期,他们成了这座城市的象征,在众多歌曲,甚至还有1997年的一部颇受欢迎的电视喜剧中,被颂扬为谦逊、高尚的劳动者。
但很多搬运工表示,那些深情的画面掩盖了他们生活的艰辛。即使在这座城市工作了几十年,很少有人觉得这里是他们的家。中产阶级市民看到正在等活的衣衫褴褛的搬运工时,常会皱眉头。
“他们都看不起我们,很少人真的尊重我们,”当了20年搬运工的唐正渠说。“一个活你要五元,老板们就说给你一元,就好像你跟乞丐似的,而不是做工的,靠力气吃饭。”
即便如此,搬运工还是说生意已经下滑。很多人说他们现在一个月只能挣300美元到450美元(约合1995元人民币至2992元人民币),大约是几年前的一半。很多市民现在都有车了。快递公司的箱式货车和摩托车,以及网购和开在市民家附近的社区超市,也侵蚀了搬运工的生意。
“这种工作是没有其他工作时才会做的,”51岁的谭万成(音)说。他正在朝天门的一个服装市场外等活。朝天门是一个购物区,位于该市主要的码头附近,人声鼎沸。
他说自己和其他20个或更多的人同住一间宿舍,经常只吃米饭和南瓜粥。“现在年轻人都出去当保安、快递员或建筑工人,就是没人当棒棒,”他说。“我也想换工作,但没那个能力。”
吹牛时,牛丹成说自己要干到70岁。和很多搬运工一样,他大约五英尺(约合1.67米)高,四肢非常发达。即便如此,在给码头送了两趟货后,他似乎精疲力尽。他跑那两趟挣的钱,相当于3美元(约合20元人民币)。
“现在挣的根本不够,每天饭钱都不够,”他说。“我要是干不动了,就回老家村子去,住家里的老房子里。我不会想念这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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