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被兰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建军训斥的过程
5月26日11时28分，我走出兰州市委委大楼时，心情沉重难以言说。
而就在半个小时前，在兰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建军办公室所经历的其越权训斥我的经历，必将在我作为新闻记者的职业生涯，甚至我的人生生涯中，都难以忘却。
“大声的呵斥、居高临下的逼问、咄咄逼人训斥。”至今想来，都会是一段心惊肉跳的记忆。
事情源于近期发生在榆中县的一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5月20日当晚18时许，接到报社的线人线索，我和另外两名同事前往榆中县第一人民医院采访，在医院里，我和同事见到了受害的十多名小学生受害者。
在得知事件涉及榆中县一长期废弃的水泥厂危险化学品长期滞留、厂区管理松散等多处漏洞时，深知事件重大，立即在医院里和受害学生、家长多人沟通了解展开采访。
就在采访期间，突然从榆中县人民医院楼道里出现七八名不明身份人员，驱赶我们离开病房，并且在我们出示记者证的情况下，依然被他们从医院的4楼直接驱赶到县医院院子里，要求不准和住院的学生和家长接触。
由于正常的新闻采访工作遭遇莫名阻拦，作为新闻工作者开展正常采访的权利被剥夺，我在微信朋友圈发布遭遇的经历，后不久，这些当初驱散我们的人员称来自榆中县教育局。
5月20日晚上19时30分许，我们来到榆中县委宣传部，由于县委宣传部里有人员和我是微信好友，他劝我删除那条“采访遭遇受阻”的微信。
榆中县宣传部人员的说法是“麻烦你把微信上的东西删除，影响面有些大。”后我答应删除。
5月20日晚上20时许，榆中县宣传部人员称，让我们先返回兰州，政府方面对这起事件的应对和处置情况，将会形成一个通稿，到时候以政府通稿的形式向媒体发布，我们随机返回兰州。
5月20日晚上21时许，我在从榆中返回兰州的路上，榆中县委宣传部人员再次在我已经删除“采访受阻”微信的情况下，再次给我打来电话称，让我在自己的微信的朋友圈作出声明，内容为说明我之前发布的内容不实。我对此言辞否决，称不可能对客观存在的事实做出否认。
5月20日晚上21时30分许，榆中县县委宣传部人员再次给我发短信要求作出声明。“此事关系重大，请你妥善处理。”我没有给予回复。
5月20日晚，榆中县委宣传部人员再次给我打电话让我声明一下。并发短信告诉我，我发微信的这件事情，榆中县委宣传部领导说5分钟内要向兰州市委宣传部汇报。 我没有对其回复。
在当晚的整个采访过程中，榆中县委宣传部传递的意思始终是此事事件重大，相关媒体采访和发布都要向兰州市委宣传部汇报，并且沟通兰州市委宣传部的意见。
同时他们认为，是当晚我发布“采访受阻”的微信，导致该事件在微信朋友圈外传，并且引起外地媒体关注此事，但外地媒体对此事关注，是不是因我微信而引起，并不得而知。
5月24日，中央电视台记者曾前往榆中采访此事。
5月24日晚上，榆中县委宣传部对此事进行连夜通报这起事件，并向《兰州日报》《兰州晚报》《兰州晨报》等媒体发送该稿件，但并没有向《西部商报》记者发布这条信息，包括我和当晚介入此事同事，以及榆中县长期跑口的时政部记者均未收到通报信息，导致对该条新闻负有采写责任的我和另外一名同事出现漏稿，并按照报社管理规定，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报社部门相关领导首先向和榆中县宣传部对接的时政部跑口记者询问未得到新闻通报的原因，时政部记者在与榆中县委宣传部人员沟通过程中得知，不向《西部商报》通报此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我当天晚上发了微信。
来自榆中县宣传部相关人员的说法是，当时通稿形成后，他们把向媒体发通稿的事情向县上的领导和市委宣传部的领导进行了请示，由于西部商报的记者当天晚上发了微信，产生了不良影响，领导有些不满意，县上领导和市委宣传部都有不向西部商报发送通稿意思，后来就没有向西部商报发这个消息。
由于几天前采访受阻加上重要信息的漏报，5月25日上午，我还在进一步前往榆中挖掘此新闻的采访途中，就将相关部门不予发布通报导致漏报的消息发布在微信朋友圈。随后，我接到兰州市委宣传部人员打电话，要求我删除微信，我随即删除此微信。
5月26日上午10时30分许，我接到兰州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李泰柱电话，说邀请我到他那里坐坐。
“老听你的名字，但是没有见过人，你过来到宣传部我俩坐一坐，就聊聊天，以后也就认识了。”谈话中李泰柱和颜悦色，语气显得非常友好。
面对要求聊天坐一坐，我略有所虑，并且对这种未通知单位的“约谈行为”表示怀疑，但李泰柱电话中说“根本不是约谈，而是我们俩的私人交流，就我们聊聊，你不要怕，宣传部不就是记者娘家人吗？”
当时从李泰柱的语言语调中，感觉到宣传部和记者平等交流，善意对话的姿态。我随后前往兰州市宣传部寻李。但令我想不到的是，我却进入了一个早已被设置好的，一个市委宣传长官对新闻记者的高高在上的训斥和责问的圈套。
当我和李泰柱坐了几分钟，他随即外出让我坐一会，过了几分钟后，他进来突然说，朱部长要见我，我匪夷所思。
难以推辞的我被他带进了兰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朱建军的办公室。房间里还有一位榆中县委一位领导坐在沙发上，进门之后，我潜意识感觉到，一场越权的“审问”场景已经拉开。
坐在主办公桌上的朱建军给我用他泡好的小茶壶倒了一小杯带有色彩很浓的茶水，放在他桌子的一角，说“你的”，我说我不喝茶。而桌子的另一角，摆放着榆中官员的茶水。我 随后与榆中这位常委同时坐在沙发上。
尚未坐稳，朱建军副部长说“好，你说吧！”
由于这种召见太过仓促，我不知道该想他说些什么，既然如此，我就从头说起，我从头讲述了采访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显然他没有听我讲述采访的经过，随后开始厉声质问我为什么要发涉及兰州市委宣传部有关的微信帖子？
我说因为该起事件的发布榆中县委宣传部始终称要向兰州市委宣传部沟通汇报，其次来自榆中县委宣传部相关人员给我们的实际反馈就是这样，我按照实际情况发的微信，没有任何问题。
随后他厉声指责我，“你知不知道你的一条微信，给兰州市抹了黑？”
面对对方强势姿态，我已经无言以对， 我不明白一条真实反映记者采访经历，并且很快就删除的微信能造成多么大负面影响？我询问造成哪些影响？他说他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这个东西，他是一个新华社当了15年记者人，他的朋友问他这件事情，这他很难堪”。
后来他再次厉声训斥我：宣传部干了多少工作你知不知道，兰州的形象让你的一条微信给“毁了”。我试图向他表达宣传部门不能只对媒体人对政府部门的质疑动辄恼羞成怒，而政府正面的形象也是媒体宣传的作用时，但并没有得到表达的机会。
在接下来的整个10几分钟时间里，兰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朱建军就我发微信一事，大声的呵斥、居高临下的逼问、让我惊慌失措，我始终难以插话，也并未插话，听其训斥。当着榆中县委常委，多名宣传部官员的面，训斥一个他没有权辖的省级媒体记者，在在常人的面前，威风凛凛。
间隙我提出榆中宣传部属于兰州市委宣传部管辖，让他同时反思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并且在自己职责范围寻找问题根源时。其咄咄逼人气势并没有改变，其质问的姿态，让我作为一名记者，甚至一位普通民众的尊严全无。眼看着平等对话和和谐沟通的局面已经不在，我站起来夺门而出。
11时28分，我走出兰州市委委大楼时，心情沉重难以言说。半个小时前的猝不及防的一幕瞬间让人恍惚，一条反映工作情况的微信，换来一场的训斥，越权行使这场训斥和羞辱的是兰州市委宣传部，这让我胆战心惊。
作为普通的公民，能不能说话，能不能批评政府，质疑政府，这是我思考的问题。我甚至在思考一个从事15年新华社记者的宣传部长，训斥一个曾经同一个行业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当着多名官员的面，放弃和媒体人，公民平等对话的姿态，权力附身后趾高气昂的羞辱他人，是一种具有美感的体验？
在走出宣传部的路上，我拨通兰州宣传部新闻处处长李泰柱的电话，对兰州市委宣传部这种以个人聊天为幌子，变相约谈，并且超越权利训斥记者的行为表示不齿。
我表达了三个观点，首先 公权力有经得起质疑。
就在我被训斥的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官员对网上善意批评都应欢迎汲取，有偏差也要包容》：“面对网络舆论，关键就是要有包容心与承受力。必须看到，群众意见可能五花八门，网民看法可能各有千秋，我们不能要求大家对所有问题都看得那么准、说得那么对。有些时候，群众可能有牢骚与怨气，不可能都是和风细雨、和颜悦色。因此，对网上那些出于善意的批评，不论是和风细雨的还是忠言逆耳的，我们都应当欢迎并汲取。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古人讲’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勇于从自身找原因，勇于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方能用行动的力量说服人，用人格的力量感动人。”
我在网上陈述事实，而被兰州市委宣传部训斥，我没投体会到这种对善意的批评，忠言逆耳的欢迎并汲取。而是对质疑声音的打压。那种听顺耳之言，每遇到一点逆耳之言，就暴跳如雷，如芒刺在背，务必取之而后快窒息氛围，让人喘不过气。
媒体和记者不是神，不可能说的十全十美，媒体人公心的职务行为，也应该包容。动辄训斥，无非是对相关的媒体和记者行业缺乏认同，一个理应受到媒体监督的对象，不是通过良好的沟通来帮助媒体客观报道，信息出现不畅后，却反过来追问媒体人，只能给人一种抗拒舆论监督的印象。
兰州的形象好否，体现在兰州人付出的努力。兰州市委宣传部形象如何，老百姓心里有一杆秤。如果凭着个人的一句话，可以随便毁了一座城市或者一个行业部门的形象，那么我觉得这种所谓好的形象就是假象，这种流于表面的形象，经不起考验和质疑。
一个对不在自己职辖范围下的新闻记者都居高临下，动辄越权训斥和羞辱记者的部门和官员，对那些无身份标识的普通群众会是怎样呢？
5月26日，在兰州市委宣传部被越权训斥的行为，让我对官本位姿态和强权的居高临下而深感不安。这必将在我作为新闻记者的职业生涯，甚至我的人生生涯中都是难以忘却的经历。
祝愿我的记者职业生涯一切安好
西部商报记者 窦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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