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白银市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在知乎上，有人回答：“感觉可能是唯一一个因为连环杀人案而出名的城市。”
题为《命案告破的那天晚上，我在白银市》的文章中，一位白银出生的导演写道：“惨案过去久了，就是谈资……白银从来不会缺乏这种谈资，因为这里从来不缺乏暴力和血腥。”几天后，网友“白银小孩”以《命案发生的那个城市，我在那里长大》作为回应，她写道：“请不要将一个残忍的杀人犯与一个城市划上等号。”
2016年9月3日，白银供电局家属院里，两只小狗追逐打闹着，主人在一旁“劝架”；棉纺厂小区的空地上，几名少年在打篮球，青春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东山路旁的金鱼公园，老人们搬着小板凳在树荫下打桥牌，听秦腔；暮色四合，人民路上的火锅店人声渐旺，热气喧腾；永丰街小区对面的小广场上，则响起了广场舞的歌声。
28年过去，当年命案发生地附近，很多人对于案件的记忆遥远而模糊。对大部分白银人而言，这个工矿城市曾经极度辉煌，又极度落寞；包容四方，又躁动不安。
血色的记忆需要时间去忘记，但生活的广阔，总给人一种无法阻挡的向前的力量。
绿皮火车仍旧穿行在白银市区与厂矿之间，从最后一节车厢往外看，铁轨一片苍茫。文内图均来自澎湃新闻记者 章文立工矿城市
2016年9月4日，下午三点十五分，绿皮车摇摇晃晃从“临时火车站”开出。车门随意开着，站在车厢连接处，灰白色的山石几乎触手可及，偶尔有乱蓬蓬的草在石缝里顽强生长。拐个弯，山忽地远了，视野突然开阔，土色的房屋、高高的烟囱、暗红色如桶状的巨型工业设备，不时从眼前掠过。
临时火车站附近的铁轨。“临时火车站“的历史比白银市火车站还长，绿皮车每日三班，是白银公司的“通勤车”，一路经过运输部、铅锌厂、三冶炼，都是白银公司下属单位。
终点站是深部铜矿。厂区人烟稀少，办公楼的标语风格和标牌成色停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几栋楼荒废着，窗玻璃只剩一半。这里最早是露天矿，一号坑和二号坑各占一个山头，开车都得十几分钟。闭坑后只留深部铜矿，转入地下开采，1987年3月投产。
深部铜矿外景。 以金属命名的城市，真的曾是遍地金属矿产，产铜、产铝、产铅锌矿。
从上世纪50年代起，白银公司有持续三十年多年的辉煌历史：铜硫产品产量和产值利税率曾连续18年居全国之首。职工出门时都不自称白银人，只说是白银公司人。
如今唯一还在开采的深部铜矿表层内景。1951年，地质部641地质队到白银进行矿区普查，先发现了黄铁矿，又勘探到铜矿。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随后在兰州成立，1956年2月迁至皋兰县郝家川（今白银市市区所在地）。那时候，郝家川只有四五户人家，周边方圆五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户不过千，人不逾万。
1956年7月，白银公司进行3次矿山大爆破。老人们至今津津乐道，说震动的强度吓到了美国人：“他们还以为中国又爆破了原子弹！”
三声巨响，拉开了新时代的序幕。天南海北的年轻人们相应号召，背井离乡来到白银公司。戈壁滩上灯火通明，厂房和市区建设起来。1959年10月1日，白银公司露天铜矿正式投产。最繁忙时，“临时火车站”的铁轨上一天来往四五十趟火车。
燕离的爷爷曾日日往返在这条铁轨上。他从河北来到白银，是白银公司第一批蒸汽火车司机。和他同时期来的，还有从全国各大中专院校分配来的146名毕业生，从东北、上海等地重金属工业单位调配来的工人，部分刚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复员军人，还有从甘肃其他地区农村招来建设厂房的合同工。
如火如荼的开采遮不住戈壁滩最初的荒凉。燕离小时候去同学家听故事，人家的奶奶来自北京，说当年到了兰州，再往白银走，越走越荒凉，心也越来越凉，到了某一个点，终于彻底崩溃，嚎啕大哭。
那时候，不管什么人来到白银，首先发放的劳保用具就是口罩。郝家川总共十几棵树，目力所及之处，都是灰色的石头山。气候干燥，常刮风沙，风卷着地上的石子，打在脸上生疼。喝水也困难，要用汽车去黄河里拉水。
包括白银公司总经理在内的所有人，都住在窑洞样式的平房里。每天早上起来，床上、被上都是一层灰。稀有的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唯一的小楼房是白银市第一招待所，给前来援建的苏联专家住。建厂房的工人们用砖砌两个柱子，中间用土坯码起来，就是一座小平房。
苦中作乐，沙窝里搭个大席棚，放电影，是工人们难得的娱乐。白银饭店自建成日起便跳舞成风，周六周日，工人干部，苏联专家，晚饭后一起忘情舞蹈，直至子夜。
工作服除了黑色就是蓝色，人手一套，加上口罩，分辨男女只能看头发长短。重工业企业男性比例远大于女性，人们为白银发明了一句顺口溜：“风吹石头跑，荒山不长草，男的多女的少，对象不好找。”
为平衡男女比例，轻工业逐步入驻。1965年，上海远东钢丝针布厂、青岛纺织机械厂、郑州纺织机械厂内迁部分设备和职工，建立了白银纺织机械针布厂。
张家奶奶时年32岁，在上海远东钢丝针布厂当女工。单位打出了“支援三线建设”的大旗，可工人们知道西北苦，都不愿意去。领导劝张家奶奶：“战士最听党的话。”又许诺她，内迁后子女就不用去插队。最终，张家奶奶卖了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二层小木楼，和丈夫一起携带5个子女，举家内迁。
小女儿不懂苦，对迁来后的日子留存着愉快的记忆：跟在收麦子的车后面捡麦穗，回家爆“爆米花”，或是捡煤核、从旁边的木器厂偷偷扒树皮回来烧。回忆起当年的母亲，她却红了眼眶：“太苦了，工作服一年只发一套，全是补丁。”每个月定量供给的粮食大多是麦子，南方人吃不惯面食，家里偷偷拿出一部分换些大米，一个月吃一顿。
1966年3月，邓小平来白银视察时说：“你们这里是艰苦奋斗，艰苦奋斗就成为了一种白银精神。”
艰苦卓绝的日子却是露天矿的鼎盛期。白银被称为“铜城”。人们说，解放军每打3发子弹，就有一发是白银公司贡献的。
当年的厂房。
移民
程建1975年从插队中被招工至白银公司三冶炼。当学徒工的三年里，每月只挣27元钱。撞上喜欢大搞生产运动的年代，他干劲倒是足。每年1月1号被称为“起步日”，他和同事们都要全体加班加点，炼出当年的第一批钢。
厂里单身的小年轻们结伴去针织厂、棉纺厂看姑娘。上海来的姑娘洋气又骄傲，穿着红裙子走在路上，让土生土长的小伙子们心都跟着裙摆跑。但也就是看看而已，要说娶媳妇，大多数白银公司的年轻人，还是中意本厂的姑娘。
那时候每个厂每个车间，都有一个传说中最漂亮的姑娘。程建看上的就是同车间的“花儿”。他们有时候在一起干活，说说话，以工作之名互相帮助。帮着帮着，就在一起了。婚后，公司分了套一室一厅的小平房。几年后，女儿程婷婷降生。
程婷婷的妈妈是标准的“厂矿二代”。她1958年出生于白银公司职工医院（现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从记事起就住在永丰街。那一片连带附近的几条街都是白银公司的地盘，
“8·05”系列强奸杀人残害女性案中的受害者“小白鞋”家也住这一带，“小白鞋”的哥哥就是三冶炼的员工。
白银公司俱乐部售票处。八十年代，俱乐部是职工们看电影和举办演出、比赛的好地方。程婷婷的姥爷是从抗美援朝战场来的第一批铜城开拓者，妈妈又是兄弟姐妹四人中的老大，因而妈妈下乡不到半年就被招工，又回了白银公司。
1984年，露天矿闭坑，采矿业转入地下。1985年，白银恢复建市。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展开以有色金属、化工、能源等为重点的大规模开发，促进白银产业结构多元化，三冶炼达到鼎盛。
三冶炼逢年过节都发米面粮油，常有奖金，福利比市上好得多。白银公司人的归属感也强。父辈们来自五湖四海，见多识广，从不屑于省城兰州的名号。
生于斯长于斯的厂矿二代，甚至剥离了父辈们关于遥远故乡的记忆。他们大多不会说家乡话，也不说兰州话，只用普通话交流。天南海北的词和某些特定的口音被融入其中，用着用着就为所有人共享，化为特殊的白银公司版普通腔。
祖籍的最大意义，是更轻易获得外界的消息和物资。职工俱乐部旁边就是邮局，发电报很容易。无论什么样的外部信息，白银公司都比市里知道得快、流传得广。改革开放后的十年，亲属人脉在南方的职工，常能倒腾来最新奇的玩意儿。烫卷发，高领毛衣、喇叭裤，那个时代的潮流，也都是白银公司的人在引领。
白银公司内部有一套封闭式的循环系统。职工看病没人去市人民医院（现白银市第二人民医院），都去职工医院（现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从托儿所到高中都有子弟学校，白银市的人想进来都得托关系、走后门，厂矿子弟没人想过去市里的学校。
对于工人们来说，不管是机械厂、氟化盐、动力厂……都是“我们白银公司的”，坐下就能一块儿喝酒。剩下的，则是“他们白银市上的”。市上很多人来自甘肃其他地县，在白银公司人的眼中，就是乡下人。
“气质上就看得出来，（白银）跟其他甘肃地县市区都不一样。”燕离说。他六七岁时就在妈妈教书的学校见过苹果电脑，黑屏幕，绿色字，可以玩算数学题打飞艇的游戏。工厂里也有电脑室，机房里铺地毯，绒线里嵌着铜丝，厂里甚至有自己的电视台，但只有晚上放节目。
熟人社会
城市小，生活有种传统宗族社会的感觉，人和人绕几个圈都能找到联系。比如程婷婷妈妈的老师是小姨夫的老师，也是她的老师，上小学程婷婷都是步行，十分钟就到。一路上都是白银公司的房子，同届学生上学时间一致，楼上楼下的小孩儿都一起走，路经谁家就在楼下喊一声，一来一串儿人。
串门是特别自然的事。小孩子们四处跑，哪天家里大人倒班不在，就去别人家吃饭。在晚饭时间，住平房的好多人家连门都不关，有人就站在门口吃，你家吃的我分一口，我家吃的拨你一筷子。
大人们也四处串门，男人们下象棋，女人们打毛衣，工厂里的八卦总是传得特别快。也有人在家看电视，晚上八点多推门吼一声，孩子们便四散开来，乖乖回家睡觉。
1989年，白银市成为仅次于兰州的甘肃省第二大工业城市。工厂的烟囱在凌晨排放，黄色青色的“硫酸烟”笼罩城市上空，冬日里的口罩是居家必备。离工厂近的地方，“酸烟”落到树上，树叶迅速干枯。
经济体制改革大潮翻涌。1992年8月27日，甘肃省首批股份制企业试点单位——白银铜城商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奠基仪式；白银饭店被私人承包，年轻人们在周末和夜晚来到这里跳舞，“不会跳两步交际舞的人，成了孤独的人。”
白银公司动荡的90年代来了。
属于金属的城市遇到资源危机，铜矿资源大幅减少，企业效益下滑。在时间的荒野里，人和城市命运如同一叶扁舟，起伏翻转就在瞬息间。白银市志记载，20世纪90年代后，职工下岗、社会失业率上升。至1995年，城镇人口和无业人员不断增加，城镇居民的就业程度不断下降。
厂矿人心涣散。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进了厂区大门，你准会看到在路边堆着，随便就放的铅、锌；但到了90年代后期，厂区门外就有人收矿，夹带一铁皮饭盒的铜，出门就能换三四十块钱，还有毛驴车从矿山的另一边绕过去，厂子内外的人勾结，大批量倒卖。
柏油马路替代了八十年代的土路，却越发尘土飞扬。旱冰场盛极一时，燕离和小伙伴们穿着铁质的老式旱冰鞋游荡在路上，看小城一天天躁动起来。市里单位的工资逐渐超越白银公司，燕离所在的公司一中，职工都闹着要从白银公司分出去划归市里。市里不接收，拖了好几年。医院也是一样。
老国企人的幸福感和价值观不再稳定。有人选择了主动跳脱，甚至有一部分人回到原籍，还有一些亲缘关系在外地的，就去投靠了那一支脉。更多的一二代建设者们不适地抗拒着，对生意人的态度在看不起与羡慕之间徘徊。
那时候，燕离刚小学毕业，突然有了阶层感。“小时候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没什么贫富之分，也能玩到一块去。那段时间就好像突然，谁家的家长消失了几年，回来买了一辆桑塔纳 。我们小孩也会说，谁谁谁买了小霸王游戏机。”他记得很清楚，1992年游戏机风行的时候，一个游戏机要300多块钱，而他爸爸的月工资才100多。
小城里弥漫着焦虑的气息。读书的少年们在学校后面的小山包打“拳王争霸赛”，周末约群架是常有的事。东山路附近归“黑龙帮”统治，“大什字”周边归“七兄弟”，后来还发展出了“铁血十三鹰”，都是些青少年的小帮派。有辍学的初中同学在酒吧当服务生，燕离高中时去找他玩儿，常从第一家喝到最后一家——城市太小，到处都是熟人。酒吧一条街俗称“破头巷”，酒便宜，人也杂，每天都有人打得头破血流。
1996年，白银市制定《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施意见》，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同年，燕离的爸爸“内部退养”，跑到白银下设三县两区去养猪。几乎同一时段退休的，还有一大批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白银公司有厂矿子弟“退休顶替”的传统，取消毕业分配后，为了子女能够顶替上岗，父母们主动请退。
燕离记得，小学时，妈妈对他的期待是，考大学再分配到大国企，可以不在白银，但一定要稳定，要能享受福利分房待遇。到了高中，妈妈再和别人坐在一起聊天时说起他的未来，除了必须考大学没变，其余的只剩一句话：“让他自己闯去。”
1998年，白银城连发四起命案，警察半夜挨家挨户敲门查户口，学校晚自习也停了，白银公司所有职工配合公安部门按了手印，女职工下班都有丈夫或男职工陪同。但在变幻的年代，人们对未来的迷惘和希望超过命案带来的恐惧。
资源枯竭
白银火焰山矿山公园里，退役的蒸汽机车被安置在一角。如今铁轨上运行的还是老式绿皮车，车头却已经换成了内燃的。
白银公司在1990年以后便没再招过工。运输部原先有两千多人，如今只剩六百多；改过两次名，第一次叫铁路运输公司，后来又改作铁运物流公司。“十几年没什么效益，维持而已，现在可能考虑转型做物流吧。”工人老杨说。
露天矿旧址。山路上，连绵的灰白裸岩和黄绿色的废渣看得人心生苍凉。深部铜矿巨大的矿坑还在那里，积水囤积在底部，阳光下泛着粼粼的光。
2008年3月17日，白银市被列入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城市。“在国家首批资源枯竭城市中，白银市属于历史欠账最多、财力状况最差、生态环境最恶劣、面临困难最多的城市。”一份官方发布的《甘肃省白银市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规划》中写道。
上述规划将白银市转型后的功能定位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中国西北先进制造业基地和青藏高原矿产资源加工基地”。
露天矿旧址。2008年9月21日，位于金鱼公园的重新修缮的“铜城开拓者纪念碑”揭牌。手持管子钳和地质锤的青铜塑像仍保留了1984年初建的样子。
但蒸汽火车已经没有了，燕离的乡愁无处安放。记忆中其它和故乡有关的，是苏式风格的工厂和大排的平房，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开蒸汽火车的姥爷退休后带着姥姥回了东北。爷爷奶奶对老家河北仍有挂念、有感情，但那里已无房产、无亲人，年纪也大了，便回不去了。
燕离大学毕业后定居兰州，做软件技术类工作。生活无忧，没有太大压力。每年有一两个月会待在上海。从考大学开始，白银就已经脱离了他的人生规划：“那时候不知道自己未来会在哪个城市，但一定不在白银。就跟你命运的定数一样。”
白银公司衰落之后，多数厂矿二代的期望非常明显：希望孩子离开，去更大的城市，过更好的生活。程婷婷说：“我们很像候鸟，飞向所谓更有前途的地方。”
但白银公司仍是保底的选择。老杨的儿子在南昌工作，他不想让儿子回来：“只要能闯，就让他闯闯吧。哪天实在闯不动了，我和她妈还在这儿，想回来也可以回来。”
程婷婷觉得自己是肯定回不去了。她的户口还在白银，却在西安生活了很久，如今在北京工作。她对白银怀有深沉的感情：看到白银被与连环杀人案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她会不平，也会积极推动朋友转发《命案发生的那个城市，我在那里长大》，为白银正名。大城市的漂浮感严重，她还是很怀念小城里“全城都认识”的感觉。
程婷婷的丈夫也是白银人，也是“厂矿三代”。俩人在异地的大学里相识，“绕山饶水最后又绕回白银公司了。”她笑言。
母亲随着程婷婷去了北京，常常念叨“还是我们白银好”，城市小，买东西方便，熟人也多，一个电话就能约着聚起来，不像在北京，待着孤单。“她说北京的雾霾好糟糕，而白银，气候也好，冬暖夏凉，人没那么多，生活舒适。”程婷婷笑着帮母亲传话。她说，母亲保留了白银公司人的淳朴和人情暖，常常自来熟似的与邻居打招呼、聊天，这在大城市的公寓里显得有些奇怪。
但“故乡”这个词对燕离来说，有些捉摸不定： “白银是我的故乡，但它没有历史，没有人文，没有方言。”顿一下，他又补充道：“有方言的地方才能称之为故乡吧。”
这个因厂矿而设立，以重金属命名的城市里，祖辈们抛弃了根、隔断亲缘，来到这里。二代们将终生奉献于此，第三代又如候鸟般飞离。等到第四代出生的时候，多半又将重归五湖四海，并把二代们的身和心再次带离。
（文中程建、程婷婷、燕离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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