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走过一处器官捐献广告牌前。 澎湃新闻记者 王辰 资料
2015年3月30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务人员和家属送别一例器官捐献志愿者，这名志愿者捐献出了肝和双肾，最终挽救了3个人的生命。 医院供图
25岁的焦俞离开了人世，但他捐献的肝、心、肺、一双眼角膜和两个肾赋予了6名病患崭新的人生，这是热播医疗纪录片《人间世——团圆》中的一幕。
6名幸运儿的背后，却是中国每年150万人的等待，他们都急需器官移植。中国器官捐献率仅0.03/100万，与捐献率最高的国家相差1000倍。
不少医生表示“死有全尸”等传统观念，“捐献须得到父母、子女、伴侣同意”，家属对死亡判定标准等牵绊了器官捐赠的脚步。
“与国际上一些发达城市相比，上海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尚起步。”上海市红十字会相关人士近日表示，2013年上海启动捐献工作以来正在“加速跑”，如今器官捐献率达到了全国平均百万人口捐献率的2.5倍，器官移植质量居全国之首。
截至2016年8月10日，上海市已经成功实现器官捐献219例。
在这背后，离不开上海8个器官获取组织（简称OPO）的工作，更是80名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爱心传递。
澎湃新闻记者通过一周的调查采访发现，多名一线器官捐献协调员系兼职，有来自医院的社工，也有临床医生或护士。他们经常要面对协调失败，但他们对于家属的为难或拒绝表示理解。
器官捐献协调员董正椽表示：“真正的爱心是劝不来的，是捐献者家属的真心奉献。”
起步：试点3年实施捐献659例
器官移植进入中国，始于上世纪70年代。
相比西方国家，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开展较晚。直到2003年，公民器官捐献的数字仍是零。2010年-2013年，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陆续在19个省份开展试点，三年来累计实施捐献659例，捐献器官1804个。
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当年，中国有2766人在生命终结之时捐献出了自己的器官，其中在上海就有80人。
“尽管目前国内的捐献成功率并不高，但进步的速度很快。器官捐献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同时也是若干个其他生命的重生，公民的这种认知度正在提高，每年的捐献率都在提升。”包括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沈兵在内的多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均表示。
目前全国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超过65000人，器官捐献实现总数超过7400例，捐献大器官超过20000个，其中2015年就实现2766例，较2014年增长62.5%，捐献的器官总共救治器官衰竭患者超过16000名。
在今年7月5日举行的“2016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移植论坛”上，上海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张钢表示，上海器官捐献社会环境的改善和社会支持的力度都有了明显提高。
官方数据显示，自2012年12月上海市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正式启动以来，2013年8月21日出现第一例器官自愿捐献的捐献者，当年实现5例自愿器官捐献；2014年实现55例；2015年实现80例；2016年截至8月10日，已实现81例，三年来上海器官捐献已达219例。其中，仁济医院器官捐献数就达到110例。
与器官捐献实现数一同增长的，还有登记捐献的志愿者数量，如今已突破5000名。以上海户籍市民为例，2014年至今，上海户籍市民在中国人体捐献管理中心登记志愿捐献器官有421人。
缺口：捐献率0.03/100万，供需比1比30
与此同时，巨大的器官移植需求量不容忽视。
中国人体器官供需比为1:30（美国为1:4、英国为1:3），远远无法满足患者需求。捐献率仅0.03/100万，与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西班牙相比，相差1000倍。与此同时，我国每年需要器官移植的人超过150万，同时每年以10万人以上的速度递增。在这些众多的等待者中，每年只有几千人有幸接受器官移植。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陈小松表示，医院等待肾移植的患者约有1000人，获捐平均等待时间为3年，每年有130余人在等待肝移植，“相比肾移植患者而言，等待肝移植患者大多恶性程度高，多为肿瘤晚期、出现肝硬化等症状，等待移植手术的时间更为紧迫，不少人等不到就离开人世了。”
“器官短缺已成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障碍，公民自愿捐献器官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ICU医生陆健于2013年底考取了“器官捐献协调员资格证书”，在上海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已经扩大到80名，发现并上报潜在的捐献志愿者、向家属宣传器官捐献的意义是他工作的一部分。然而，受制于传统观念的束缚，这项工作并不那么容易，“刚开始，八九例潜在捐献者只有一例最终可以实现。”
困局：传统观念影响捐赠意愿
是什么仍在阻碍器官捐献？
哈尔滨医科大学曾在国内开展器官捐献的可能性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公民对开展器官捐献的支持率为69.61%，公民对捐献器官的赞成率明显高于实际捐献率。
“传统观念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束缚着人们的行为。”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护士长张佩芳表示，传统观念中将遗体解剖视为不礼、不孝、不仁、不义的行为。
陈小松曾坦言，器官捐献工作的发展并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在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深入人心，器官移植法律同时又规定必须得到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同意，缺一不可。”
张佩芳认为，有许多人愿意捐献器官却不能如愿，原因是多方面的：很多志愿捐献者不知到哪里办理志愿捐献的手续，或因中间环节太多、手续繁琐，最终不了了之。
与此同时，社会普遍对“死亡”缺乏认识，也阻碍了工作开展。陈小松表示：“实际工作中，由于不少家属对‘死亡’的判定标准停留在‘心跳呼吸停止’上，这让原本有希望实现捐献的志愿者错过了最佳捐献时间。”
“在很多国家，脑死亡和心死亡同为合法的死亡判定标准，脑死亡捐献占总数的90%左右，而一旦心脏停止后，器官失去了血氧供应，就无法确保器官质量。”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器官捐献办公室成员陈国庆曾遇到一个案例，一名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因车祸被诊断已处于“脑死亡”状态，其家属起初不愿意捐献器官，在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后终于同意了，但等陈国庆等赶往家属身边时，却接到了患者心脏停跳的消息，最终他还是主动放弃了，“捐献器官是要移植在病人身上的，我们要对受者负责，必须确保移植器官的质量。”
破局：引入死亡教育并推动立法
“尽管目前国内的捐献成功率并不高，但进步的速度很快。器官捐献不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同时也是若干个其他生命的重生，公民的这种认知度正在提高，每年的捐献率都在提升。”包括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处副处长沈兵在内的多名OPO协调员均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如何更好地推动器官捐献工作？多名业内人士认为，除了完善器官捐献立法外，理念宣传和死亡教育至关重要。陈小松认为，国内学校教育中缺乏死亡教育，而一些发达国家中由于‘社会互助’理念较为普及，加上器官捐献的宣传力度较大，这一工作开展较为顺利。“如在欧美一些国家，脑死亡患者如生前在驾照上勾选了器官捐献这一选项，在其死后即使家人有反对意见，仍可实现捐赠，又如那些生前没有家人的脑死亡患者，逝世后也可以实现捐献。”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OPO协调员陆健则认为，完善捐献者家属的救助体系极为重要，这不仅仅需要社会的认可，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如爱心企业可以与一些困难的捐献者家属结对，或为他们提供岗位，国家民政部门也可以参与器官捐献救助，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并积极推动器官捐献救助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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