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钦夫妇在给病人看病。
不到8点，杨文钦夫妇的诊室门口就已排起了长队，很多人慕名而来……
当记者与他们说再见的时候，两位老人甚至抽不出时间来道别，只能报以歉意的微笑……
记者结束采访准备离开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的时候是周五，正好又是杨文钦夫妇每周三次坐诊的时间。
从北京的大医院回到家乡从医的杨文钦夫妇，退休后被县医院返聘，在门诊一坐又是20年，每年接诊病人超过8000人次。两位白发老人相互搀扶着上下班，成了县医院门诊大楼的一道风景。
十六年的约定
主动提出放弃高考，转入医科预备班；工作七年后申请回乡从医
杨文钦出生在湖南新晃县李树镇科赖村。在侗语里，科赖的意思是野猪窝。那时的科赖还是现代医学的蛮荒之地，村民看病基本靠两样东西：迷信和草药。流行病时常呼啸而来，又悄悄退去，却总要在山间留下几座新坟。
杨文钦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河对面那家的男人是怎样为两个小女儿的夭折恸哭；也记得母亲躺在床上咳血时，自己怎样躲在被子里偷偷流泪；在一场毫无征兆的痢疾大暴发中，他和姐姐侥幸死里逃生，两个弟弟却没能幸免。
1956年，即将念完高中的杨文钦主动提出放弃高考，转入医科预备班。接着，成绩优异的他被推荐到当时的北京医学院学习。在这里，他熟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与战友的藏族姑娘扎西·志玛。在陌生的北京，欢迎他们的是周总理，给他们讲座的是费孝通、潘光旦、马约翰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家。在那个大学生凤毛麟角的年代，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未来之星。
到了毕业分配的季节，杨文钦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回基层，正如扎西一样。然而由于统一的安排，他和同学们还是被留在了北京的大医院。杨文钦被分到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扎西则去了北京友谊医院。
这一留就是七年。比起刚毕业时的一时热血，七年后的冷静抉择变得更为艰难。七年间，他和扎西喜结连理。儿子杨京很快出生了，女儿杨京华也正在孕育。上下班、带孩子成了两人生活的主线，他们和城市里许多小家庭一样，忙碌却幸福着……
然而早就看够了家乡苦难的夫妻俩从未放弃回乡的念想：“要么去藏区，要么回侗乡。”1968年，杨文钦一面提出回乡的申请，一面写信回新晃请求调动。第一封信杳无音讯，他又寄去第二封。终于，这家县医院向北京的两座大医院发出了调动函。
1968年4月2日，杨文钦清晰地记得这个回家的日子。此时，距离他20岁那年的匆匆离去已过了16年。
声名鹊起的“万金油”
一心救人，创建当地第一个妇产科；组织医疗小队送手术到村
到县里的第一个月，杨文钦就声名鹊起。有位妇女腹部长了巨大的肿瘤，手术做到一半，县里的医生不敢继续，杨文钦临时救场，发挥完美。接着，他又大胆手术，拯救了一个被上级医院宣判了“死刑”的直肠癌病人。一时间，来新晃县医院找杨文钦的病人络绎不绝。
出了名的杨文钦却高兴不起来。他知道，自己越出名，就越显出当地医疗水平的落后：县医院仅有的三个氧气瓶共用一个气压表，一台低功率X光机聊胜于无，很多在北京稀松平常的手术在这里都是冒险。后来他没能进入最能施展拳脚的县医院外科，反而被打发到了南边的扶罗镇卫生院。那里的六张病床和一个简易手术台，只能勉强开展清创缝合的小手术。
一心只想救人的他选择接受安排。他一边北上回母校求援，运来了20箱医疗器械；一边把妻子接来镇上，创建了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妇产科。很快，镇卫生院的设备和名气就超过了县医院，周边好几个县的病人都慕名来镇上看病。最忙碌的时候，临近村子能借到的空床都成了这里的病床。
镇卫生院收治不过来，杨文钦就组织医疗小队送手术到村。堂屋是手术室，门板是手术台，手电筒是无影灯，400多例小手术，没有一例出过问题。西药不够，他们就学中医、认草药。在村民眼里“无所不能”的杨文钦有时还被请去给耕牛看病。他笑着说，自己就这样成了什么病都会看的“万金油”。
刚来镇上，他们就听说丈溪村的村民不信西医。那里曾经有一个得了急性喉炎的孩子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不幸死亡。绝望的父母看到实施气管切开术后的尸体，拿刀就要朝医生砍去，进村看病的医生护士也被村民驱赶。杨文钦没有过多辩解，而是亲自带队到村里做手术。连续五场成功的乡间手术后，误会消除了。
然而医者难以自医。1972年的大年三十，杨文钦做了整夜的手术。紧张的工作让他的左耳产生耳动脉堵塞性耳聋，知道病因却无力自救，他的听力再也没有恢复正常。儿子杨京有一次突发肺炎，差一点病死在药品不足的乡间。扎西经常步行几十里出诊，得过骨髓炎的她一度无法走路，经过三次手术才勉强恢复正常。
县里的“改革家”
提出科技兴院，搭起内外妇儿等10个科室架构
1992年，母校迎来80岁生日。受邀回校参加庆典的杨文钦夫妇发现，他们当年的老同学很多都成了教授、博导。一些同学以为，凭着当年的成绩，这对多年没见的夫妻恐怕早就出国了。杨文钦听了后笑着说：“我们是出国了，去的是夜郎国。”新晃县南、北、西三面镶嵌在贵州境内，当地很多人认为这里也属于传说中的夜郎国。
没有理论专著，没有顶尖论文，两位昔日的高材生如今已远离医学前沿。一位在医学界有威望的同学说：“你当初不该走，我们这里少了一个好医生。”不过夫妻俩不需要为此落寞，因为他们已在新晃县的医疗史上造就了一座高峰。
1983年，声名远播湘黔边界的杨文钦终于被任命为县人民医院院长。上任不久，他就提出要科技兴院。他参照在北京工作时的经验，搭起了内外妇儿等10个科室的架构。他把年轻的医生们送到北京的老同学那里培训，多方筹钱购买设备。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破天荒的举措给他带来了“改革家”的称号。1983年，他接手的是一个多年在怀化地区位居末流的小医院；1996年他留给继任者的，却是一个湘黔边境的知名医院。
有人问他们，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医患矛盾？他们说，只要双方真诚相待，互相理解，误会就可以澄清，就像他们当年在丈溪村的故事那样。
也有人问他们，现在很多毕业生都不愿意到小医院来，该怎么办？他们说：“别人有别人的追求，但是我们有我们的想法。病人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
更多的人会问起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从北京回老家，现在想起来后不后悔？他们笑着说：“这就是我们一辈子的追求呀！”
赤子情 慰乡情（记者手记）
在与杨文钦夫妇的交谈中，记者逐渐意识到，讲述他们的故事，意义还不应止于“奉献”二字。
从北京的大医院毅然回到家乡的夫妇俩，等待他们的不仅有物质上的困难，还有特殊历史时期不尊重知识分子，不尊重科学的软环境。“只讲刀子，不讲政治”的荒唐评价，一度成为束缚他们的一把枷锁。
通过他们的回忆，记者得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医患问题，在他们那一代同样存在。他们当年与民众打成一片、亲如兄弟的感情，他们在艰苦的工作中寻找人生价值的境界，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思索。
50年前，杨文钦与扎西的人生因为国家而改变，而50年后，他们的人生至少改变了他们的双腿所能丈量的那片区域。正如他们所说，这就是他们一辈子的追求。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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